的贸易，其中的差距非常大。中国方面能够接受签订了协议后，一年半后再支付商品，而欧洲那边有限的贸易中，欧洲商人对于时间的要求非常紧。所以很多欧洲商人并非不愿意与我们贸易，而是不能接受我们的交货时间。根据我们收集到的情报，中国与各国商人的交货时间就短的多，同志们，我很想对此事进行讨论。”

　　观望派的委员与支持斯大林的委员们都看向了斯大林，他们明白这又是托洛茨基的一轮进攻。以前只有苏联的自由派才敢拿欧洲经济与苏联对比，由于苏联对西欧各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关系，认同西欧几乎被认为等于叛国，所以这种比较遭到了苏联上下的强烈不满，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。

　　中国的何锐政权在列宁时代就被认为是‘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权’，但何锐政权与苏联的重新划界协议在苏共中央接受范围内，何锐政权与苏联之间的边境军事缓冲区执行的相当不错。这个协议中规定，两国每年都组建共同检查组，到对方的军事缓冲区进行检查，并且参观对方接近军事缓冲区的军营。

　　这种军事互信机制建立后，庞大的中国虽然依旧存在某种潜在的威胁，但是庞大的中国却成为了苏联在东方的某种屏蔽。让苏联的安全压力大减。

　　何锐政权修改了宪法，确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政权。即便苏联国内依旧有非常多人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权，但这个‘资产阶级国家’，却被视为‘温和资产阶级国家’，甚至是某种‘好的资产阶级国家’。随着中苏之间的贸易量越来越大，托洛茨基一派原本倾向于用欧洲与苏联对比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将中国作为与苏联对比的参照物。

　　斯大林同志非常讨厌托洛茨基的比较，苏联是苏联，中国是中国，托洛茨基好像完全忘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，既没有能力搞清楚各个国家的具体不同，也没有能力搞清楚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。

　　就如托洛茨基通过对于苏联交货不及时与中国快速供货的对比，试图构建出‘中国比苏联强’的结论，然后再根据这个结论对苏联现有的生产进行批评，最终达成争夺到话语权的目的。

　　出于最基本的礼貌，斯大林同志听完了托洛茨基的发言，却没有发言。在政治规则中，‘王不对王’。所以政治局委员，《真理报》主编布哈林开口了，“托洛茨基同志，我也认为中国方面的反应速度非常快。最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中国正在通过建设亚洲国际法庭，实现了外交上的突破。我很想询问越飞同志，为什么在中国最初发出邀请信的时候，莫斯科大学以及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律系没有任何反应？以至于到现在，我们只能派遣人员成为亚洲国际法庭观察团的成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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